游黎清的博客

   1940年陈毅（左二）与粟裕（右二）会见了来新四军访问和工作的德国记者希伯（左一），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右一）和加拿大护士尤恩（中）。

              琼。尤恩著《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一书的封面

           白求恩的故乡人  --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  
           
             发表时间：2004-2-18　　作者：王汗吾 　　
  
      提起白求恩大夫，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延安和五台山抢救过八路军的伤病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白求恩大夫也曾在武汉治病救人；也许更少有人知道与白大夫同船赴戎机、一起在武汉抢救病人的，还有他的一位故乡人，这就是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翻开她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黄诚、何兰译，时事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可以知道，作者虽已高龄，但对在中国的经历仍是记忆犹新。 　　　　　　　　　　　　　　　　　　　　　
  
    她能吃苦 　　
  
   那是１９１９年尤恩六、七岁的时候，母亲患病去世了。父亲是个贫苦的工人，二十年代初期开始读到几本马克思的书，１９３１年底因为“煽动罪”而被捕、监禁。“势所必然，我们成了无所依靠、自食其力的小家伙。”尤恩这样写道。 　　
    到了十五、六岁时，尤恩离开学校，“在一间洗衣店工作，后来在北温尼伯的圣约瑟夫医院学护理”。护理生的艰苦经历竟使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也许正是困苦的磨砺，炼就了尤恩健壮的身体，开朗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这样说：我曾听到许多人说她不错，有的人称赞她“能吃苦”，这是中国人给外国人最高级的赞词。实际上，不管条件怎样困难，她都是笑容满面，保持爽朗、乐观的态度。 　　　　　　　　　　　　　　　　　　　　　
    
    初识中国 　　
   
    好容易熬到毕业，１９３３年３月，尤恩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以教士的名义到中国当护士。她到了山东的一些城镇，在教会开办的诊所里工作。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尤恩勤奋地自学汉语，不久就能操着流利的山东话在集市上与小商贩讨价还价了。在热心地为病人治疗的生涯中，她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有了一个中国名字--于青莲。    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后，尤恩在济南的一次偶然机会里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有一次我沿着城墙散步，遇上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有好几百学生正在操练，他们雄壮的脚步声和口号声震撼着古老的城墙。一个青年学生冲到我的跟前，挥着拳头冲着我喊，“洋鬼子滚回去！”　　
    我告诉他，“我不要回去。我要参加八路军。”　　
    他带着蔑视的神态说，“你知道红军会怎样对待你吗？他们会宰了你。” 　　
   “噢，我认为不会这样”，我坚信地告诉他。那时真没想到在一年多以后，我在延安又碰上了这位年轻人。　　　　　　　　　　　　　　　　　　　　　
   
      重返中国 　　

    四年的时间，相当于在中国读了一期大学。１９３７年６月尤恩回到了加拿大。可是不久，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了。她读到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描述中国人民受到轰炸的恐怖景象和他们所受到的极端不幸与痛苦”的报刊文章，又看到了史沫特莱写的油印信--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这时，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成了“援华委员会”。尤恩立即前去纽约与'援华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此后，毅然辞掉了薪金优厚的工作，参加了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她担任白大夫的翻译，再次远涉重洋，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两赴汉口 　　
  
    １９３８年２月初，白求恩、尤恩一行从香港飞抵硝烟弥漫的武汉时，发现史沫特莱正在机场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同志亲切地看望了他们，并对他们去八路军卫生部工作表示欢迎。 　　
    就在准备去延安的时间里，白求恩、尤恩在武汉三镇到处奔波，“拚命地采购外科器械和医疗用品”；还有一个星期是在“汉阳的一所长老会医院”里抢救伤病员： 　　
    我们到达医院，只略作介绍，便开始工作了。候诊室里挤满了上次空袭时受伤的人员，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的气味可不是好闻的，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紧急，时不待人，耽误了是要死人的。　　
    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具体安排下，白求恩大夫和尤恩女士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日辗转到达延安，并马上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后来，白求恩去山西五台山了，尤恩则留在陕北、晋绥边区工作。在一二０师，她与贺龙师长、肖克政委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旬，由于健康原因，尤恩准备回国，再次来到了频繁遭受轰炸、即将沦陷的武汉。在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下，尤恩与王炳南、王安娜（王炳南妻，德国人）、李克农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乘坐“新升隆”轮撤往重庆。虽然轮船“昼伏夜行”，可还是在湖北嘉鱼被日军飞机炸沉了。尤恩等一行在岸上躲过日机的轰炸、扫射，幸免于难，于是开始了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转移。 　　　　　　　　　　　　　　　　　　　　
    

      风雨同舟 　　

    他们先是步行，后来坐小木船，穿沼泽，过湖区，从湖北的洪湖、公安等地，向长沙方向挺进。如果用“风雨同舟”这个成语来形容其中的一段历程，真是太恰当不过了： 　　
    我们以后几天的主要食品都是鲜鱼和大米饭，我吃得实在香。 我同安娜在一只船上，睡觉的地方也很舒服，但遇上夜晚下雨可就不行了。船篷漏雨，经常把被子打湿，到早晨几乎把我们冻僵了。早饭时喝杯热茶或吃碗大米粥倒是可以稍杀寒意。 　　
    一路上，尤恩仍尽全力救护和照顾同行的伤病员： 　　
    一天上午，有人找我到载着伤员的另一条小船去看病，伤员中有一人发高烧而且神志昏迷。（船工）老六将船慢慢划过去靠近那条载着伤员的小船，没等停稳我就一步跨了过去。伤员是一位年轻的排字工人，腿部受伤，情况已很严重，伤口不断渗出黑色液体。我们除了肥皂和水以及可以用毛巾做绷带以外，一无所有。我按摸伤口的周围，很快就找到了钢片的所在，这是炸弹碎片。我费了大劲，连说带骂，硬是靠手指和一根筷子，把它从肌肉中取了出来。但伤口的鲜血直流，不得不用一条胶管把血管勒住。由于没有止痛药，病人只好忍受着疼痛。到了下一个村子，能够弄到的，也只是粗布绷带和“包医百病”的万金油。我只好给那小伙子的伤口敷上万金油和裹上土包布，让他躺下睡觉。 　　
     过了洞庭湖，渡过湖江，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上旬他们终于安抵长沙。周恩来、叶剑英、史沫特莱都为他们的平安到来高兴异常： 　　
     我们受到周同志最热烈的欢迎，热烈得使我感到有点异乎寻常，因为周恩来总是很沉着冷静，不容易激动的，没想到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的人的到来竟使他兴奋不已！ 　　　　　　　　　　　　　　　　　　　　
 
     留连皖南 　　

    又是周恩来作出的安排，尤恩坐汽车从长沙到了桂林，又辗转到越南，然后乘船经香港到上海，准备从那里回国。可是在上海，史沫特莱等人要求她“再执行一次任务”--募集一批医药、物资、现款，并亲自运送给皖南的新四军。她又答应了。 　　
   １９３９年初，尤恩带领的车队通过封锁线，进入了新四军的防区。在那里，她结识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对新四军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敌后的各抗日部队之中，新四军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新四军到来之前，日本军队完全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新四军一到，情况就大变样了。他们发动游击战，行动迅速，而且一下子可以在十来个地方同时进攻。 　　
    在皖南的将近半年时间里，尤恩不仅亲自参加对伤病员的抢救，而且还帮助培训战地医务人员。在初夏的６月，她告别了皖南：　　
    叶将军曾在傍晚来给我们送行，他郑重其事地感谢我为他的伤员所做的一切，并说他和他的战士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怎样对答才好。因为我想他是过奖了。　　　　　　　　　　　　　　　　　　　　

    故友重逢 　　

    新中国成立后，远在加拿大的尤恩曾两次满腔热情地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表示祝贺和问候，还寄来一些有关白求恩的图片资料。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了感谢在我国人民困难时期曾经援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中华医学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先后邀请尤恩来华访问，可惜她都因病未能成行。但她热爱中国，珍惜中加人民的友谊。１９７６年８月，在白求恩故居建成了一座白求恩纪念馆，尤恩以有病之躯，不远千里，从加拿大东部赶去，坐着轮椅参加了揭幕典礼。 　　     1９７９年９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副会长陆璀率代表团访问加拿大，专程到尤恩家拜访。陆璀在《万里探故友》一文（载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９日《人民日报》）中纪录了这次激动人心的会见。
     会见前，王炳南关照，见到尤恩时先不要介绍他的名字：　　
     临窗的一张靠椅上，瘫坐着一位老妇人，下身覆盖着一条毯子，头发几乎全白，但却梳理得很整齐，脸色徽徽发红，看上去还很有精神。她用又惊又喜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两位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　　
     我们走上前去同她亲切握手，没有通报姓名，只说是对外友协代表团派来探望她的，并送给她一束鲜花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工艺品钧瓷花瓶，表示对她的敬意和慰问。　　
    “看你的精神还不错。脑子怎么样，还好吗？”炳南同志亲切地问。　　
    “还好！”尤恩微笑着回答。 　　
    “你是什么时候到中国，什么时候到延安的？”炳南同志试探地问，尤恩都准确地回答了。 　　
    “还记得你第二次到汉口时的情形吗？” 　　
    “记得！那时汉口已快陷落了。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一起坐船离开汉口的。” 　　
    “和你一起撤退的有谁？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记得，有个王炳南！”她迅速地答道。接着，她又一面回想，一面断断续续地举出另外一些人的姓名。 　　
    “后来你还听到过关于王的消息吗？”　尤恩略显窘迫地回答：“噢，很少，只听说他当过大使。” 　　
    “你还记得他长的什么样吗？” 　　
     “记得，”她一面回答，一面用一种疑问的眼光探索着对方的脸。 　　
    “那末，如果他出现在你面前，你还能认出他来吗？” “啊，你--你就是王炳南！”她惊喜地喊了起来。炳南同志呵呵大笑着走过去，再一次和她紧紧握手，久久地不放。 　　
     炳南同志临别前深情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是最重视友谊的，凡是在我们困难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现在的中国和尤恩当年见到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了，欢迎她恢复健康后再到中国来看看。 　　　　　　　　　　　　　　　　　　　　

原载《春秋》198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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