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黎清的博客

“一只夜光表给毛泽东主席”是《诺》剧遗嘱中重大错误。

    真实情况是：白求恩临终前将手表摘下后交给翻译潘凡。真实遗嘱里也是这样写的“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但编导们不知为何改为‘一只夜光表给毛主席’。“一只夜光表给毛泽东主席；”这是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中被篡改的白求恩遗嘱中的一句关键的话。我原来以为编导们只是因为杜撰了丽萨这个人物，加上其他杜撰的人物如方医生等等，为了编圆剧情而篡改白求恩的遗嘱。但为什么非要拉上毛主席呢。

    当时白求恩弥留之际是将自己的夜光表赠送给了身边的翻译潘凡，如果编也应该顺理成章的将夜光表遗留给翻译董千秋。而编导们却偏偏要白求恩将“一只夜光表给毛泽东主席”，是就这只手表贵重吗？在白求恩真实的遗嘱里，还有打字机，显微镜，照相机等等，实际上白求恩还有钢笔、头灯等等。

   我由此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要这样改？我从2003年10月开始写《我所感受的白求恩》，我写得很慢，一是健康原因精力不够，二是写一件小事都要查很多资料去核实，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人物关系等等。最早开始写《白求恩从感染到牺牲》这篇文章时，发现了潘凡这个人。回忆小时候爸妈说过白求恩临终及遗嘱的事，说白求恩的手表给了翻译，“那就是给了郎林喽！”“不是郎林，是另外一个人。”“那是谁？”“说了你们也不认识，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现在想起来爸妈的回答有点讳莫如深。

   我查找了两本史料汇编，一本是《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1949年10月版，一本是《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汇编》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9月版。1985版第786页写有：“9月20日由叶青山部长带队，白求恩、林金亮、陈仕华、郎林、刘柯、潘凡等同志参加组成军区卫生巡视团。9月25日由花盆村出发。”郎林10月中旬因被马踢断了左小腿，经白求恩手术后没几天就被送回花盆医院养伤。潘凡作为白求恩的临时翻译跟在了身边。

     查1949年版有一篇《深刻印象中的最后七天》，是写白求恩的最后七天，其中写道：“十一日，。。。。八点钟（晚），他解下了手上的夜明表，嘱留给我的最后礼物。他用无限自慰的感情笑着说：’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此文没有署名（首次刊于1940。2。“抗敌三日刊”）。再看其他如叶青山、林金亮的文章均有名有姓。我断定这是潘凡写的，没有署名，此人肯定有问题，49年之前出的问题大部分就是叛变投敌，不过这仅是我的猜测。

   前几天，我父亲的亲密战友，也是白求恩的战友和助手林金亮的儿子林立看到了我的博客，并和我取得了联系。林立在我博客的留言中对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编导们急功近利,不顾事实,肆意编造歪曲历史诸种错误的艺术表现手法感到惊诧和愤懑。在电话里林立特别强调该剧最后篡改遗嘱，对此极为愤怒。

    林立在电话里说：“你记得电视剧最后的遗嘱里有句话‘一只夜光表给毛主席’吗？”“记得。其实白求恩的遗嘱里是给了潘凡。这个人后来就没踪影了，在最早的那本《华北卫生建设汇编》有他的《最后七天》一文，没有署名，我至今没查到他的下落。”我说。“对，白求恩临终之前只有我父亲（林金亮医生）、陈仕华医生和潘凡翻译，还有勤务员何自新，老冯（炊事员兼马夫），白求恩在临终前就将手表摘下来给了潘凡了。遗嘱里也是这样写的。电视剧的编导们为什么非要这么改，把‘一只夜光表给毛主席’。你知道这个潘凡后来怎么着了？他后来叛变了，第二年就叛变了。编导们不顾历史事实瞎篡改，你要不知道可以不提，这样的捏造想象令我非常气愤!这要在文化大革命判他个反革命都不为过。”

    我耳边如同响了一声炸雷。“你听谁说的？是你父亲吗？”

    “不是，我父亲不说这个，他连沙飞都没和我们说过。我是听唐县纪念馆老馆长陈识路告诉我的。”

   我一夜都没睡好，总想着“他后来叛变了，第二年就叛变了。。。”，不行，我得落实清楚。

  我给和平医院白求恩纪念馆的馆长冀军梅打电话询问此事，冀军梅回答说：“这个潘凡据老同志们说失踪了，是叛变了还是脱队了闹不清，反正后来就找不到这个人了。白求恩的那块表现在在我们纪念馆，是林迈克捐赠的。好像是这块表坏了，找到林迈克请他帮助修理，落在了林迈克手里。” 

    我问：“那又是谁请林迈克修表的？那修好了为什么没有还回去？是那年的事？你们征集这块表的时候关于它的来龙去脉总得有个说法，有个记载吧。”

   “不清楚，这是七十年代的事，当时的人好多都不在了，不好查。你说的有道理，这工作做的不细。我给你张业胜的电话，你问问他吧。”

  我和张业胜通话近一小时，张业胜说，据老白校的刘绍久说，1944年，白校从阜平搬到冀中，后来又分出一部分人去冀东办白校七分校，刘绍久和潘凡等一批人从冀中出发到冀东遵化去，途中在过平津铁路时，潘凡等几个人离队了。有人说他们去了天津。自此再也没有此人的下落了。

   11月17日，终于找到了陈识路的电话（唐县白求恩纪念馆原馆长），他告诉我，70年代初，还是文革的时候，他去采访江一真，（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问到潘凡，江一真只说了一句，“别说这个人，这个人投敌了。”陈识路说：“因为是文革时期，当时谁还敢再问哪，具体哪年，什么情况都没有问。”

   后来，到1985年，编写《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后勤工作史料汇编》时，张业胜是编写组成员，陈识路又向张业胜问起这事，当时张业胜也是说：“这个人投敌了”，具体什么情况没说。

  随后给了我康克和郭庆兰的电话（康克，时任白校教员,郭庆兰时任白校教员，柯棣华的夫人）11月20日，我询问康克伯伯，但康克说没听说过这个人，今年康克100岁了，大概也记不得了。郭庆兰阿姨说不认识潘凡这个人，也没听说过。倒反复地询问我父母的情况，还记得我大姐的名字，打听我四姨和四姨父的情况，他们当年都很熟。郭阿姨和我母亲同岁，今年90岁，声音底气还挺足。真是幸福，我在此衷心的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到此为止，我仍然没有找到潘凡的下落。至于张业胜的前后两种说法可能与后来对“投敌”的认定较以前宽松？或另有隐情不得而知。再一个可能就是潘凡确实叛变了，但碍于怕影响白求恩的形象且避而不谈。